万维之笼

曾经有像是吃了 Ambien^[1]后的这样一幕浮现在我眼前：一头长着马克·扎克伯格的脸的豺狼，在一匹刚被杀死的斑马身上啃噬内脏，大快朵颐。但这不是在梦里。这个想象画面被一则《财富》杂志对扎克伯格的采访引发，大中午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位 Facebook 的创始人在2011年春天宣称， 「我只吃自己宰杀的动物的肉。」扎克伯格告诉《财富》杂志，以将一只龙虾活活煮死的方式，他开始了这项新的「个人挑战」 。接着他搞定了一只鸡，并且扩展了食物链，结束了一头猪的生命，还割开了一只山羊的喉咙。据报道，在一次狩猎探险中，他枪杀了一头美洲野牛。他说他 「学到了很多」关于「可持续生活方式」的知识。

虽然我成功将这段 「豺人」 影像从记忆中抹去了，但是我总是无法消除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位年轻的创业者的最新消遣是一个等待被诠释的隐喻。要是我聚集精神，穿针引线把各个部分串起来，说不定我可以获得我找寻已久的东西：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奇怪时代的更深理解。

「掠食者」扎克伯格代表了什么呢？那只熟龙虾变红的双钳承载了什么意义？美洲野牛（肯定是美洲物种中最有具象征性的）呢？我被什么东西迷住了。至少，我曾经觉得，我可以从这件事里提炼出一篇不错的博客文章来。

结果这篇文章一直都没面世，我倒是写了许多别的东西。我从2005年初开始玩博客，因为当时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博客风潮」。在域名注册商 GoDaddy 上捣鼓了一小会，我发现 「roughtype.com」 这个域名还没人注册（色情行业的非典型疏忽）。所以我管自己的博客叫 Rough Type。这个名字似乎也符合当时线上写作粗糙的质量。^[2]

现在的博客创作已经被纳入了新闻写作的范围——它失去了它的人格特性——但是想当初，它的确是世上的新事物，属于不折不扣的先锋领域。集体主义者关于「对话式媒介」和「蜂巢意识」的、对于博客风潮的大放厥词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博客就是充满情绪的个人作品，是公开的日记，是写作者对于碰巧读到或者看到的事物发表评论的地方。正如博客先驱者之一的 Andrew Sullivan 所言，「你他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种风格跟网上的焦躁暴戾情绪（乱成一锅没营养却如大海般广阔的翻滚的稀粥）很搭配。博客曾经是批判性的印象主义或者印象流的批判主义，而且还带有酒吧争论一般的即时感。你按下「发布」按钮，你的文章就到了万维网上，供所有人阅读。

或者也可能被所有人忽略。在早期，Rough Type 的阅读量小得可怜。现在看来，这也不失是种幸福。在还不知道我他妈想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博客了。那时候的我就像在嘈杂集市里低声嘟囔一样不为人所闻。然后，到了2005年夏天，Web 2.0来了。自2000年泡沫破裂后就一直休眠的、「商业互联网」这头睡狮苏醒了，眼望八方，饥肠辘辘。像 MySpace、Flickr、LinkedIn 和那当时刚发布的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项目将大量资本回拢到硅谷。理工怪人们又要发财了。但是当时初出茅庐的社交网络、跟快速膨胀的博客风潮以及被无休止讨论的维基百科加在一起，似乎预示着某种比一轮「淘金」要更大的东西。如果你能接受这种有点夸张的说法的话——他们当时其实扮演了一场有关媒体与沟通的民主革命里的先锋角色——这是一场可能永远改变社会的革命。新时代在地平线上初露头角，仿佛「哈德逊河派」^[3]给早时的艺术界带来的那一缕曙光。

Rough Type 有它自己的主题。

美国最强大的本土宗教不是「耶和华见证人」，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甚至不是科学教，而是「技术宗教」。匹兹堡出身的 John Adolphus Etzler 在他1833年的《触手可及的天堂（The Paradise Within the Reach of All Men）》里，就吹响了技术宗教的号角。他写道，通过「在机械化上有所作为」，美国可以将自己变成一个新的伊甸园，一个「极度丰富的国家」，在这里会有「连续不停的宴会、愉悦的派对以及创新、快乐而有教益的职业体系」，更不用说「无限品种和外观的蔬菜」了。

在19到20世纪，类似的预言数量激增。而且在他们看来，技术才是美国的卓越之处，正如评论家兼历史学家 Perry Miller 写的那样。我们也许会给托马斯·杰斐逊和梭罗那样的农业论者与自然爱好者抛几个飞吻，但我们的真爱还是爱迪生、福特、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技术主义者才是真正值得跟随的。

在数字空间里，言论与发言者的真实身份脱离（只有虚无缥缈的网络化身）。一开始它似乎有些神秘。它超自然的无垠空间刚好成为一个容器，盛着人们的精神渴求和许多象征美国的隐喻。哲学家 Michael Heim 在他1991年的作品《数字空间的爱欲本体论（The Erotic Ontology of Cyberspace）》里写道，「要模仿上帝，没什么比造一个由比特信息构建的虚拟世界更好的方法了。」1999年（也就是谷歌从 Menlo Park 的一个车库搬到了 Palo Alto 办公室的那一年），耶鲁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 David Gelernter 写了一个宣言，预告了「计算机的东山再起」。那篇宣言里充满了「数字身份在比特宇宙里漂移」和「如同巨型园艺一般整洁利落、排版精美的信息收藏」这样飘渺的图景。

随着 Web 2.0的到来，泡沫被吹得更大。「抓紧了，」《连线（Wired）》杂志在2005年八月号的封面故事里写道，我们真正进入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不由神明掌控，而是由网民的参与来维持它的运作。它将是我们自己打造的天堂，「由用户产生内容」。历史的数据库将被擦除，人类将被重启。「而你我都活在此刻。」

事到如今，「技术天堂论」依然一直在地平线上徘徊。甚至连资本家也为这种天真的未来主义摇旗呐喊。2014年，风险投资家 Marc Andreessen 发了一长串的推特（他管这叫「推特风暴」），宣称电脑和机器人即将把我们从体力劳动的重担下解放出来。就像 Etzler（以及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他声称，「历史上首次」，人类将能够真切且全面地表达出自己的天性。「我们会成为任何我们想成为的人。」以及：「人类主要的努力方向将会是文化、艺术、科学、创意、哲学、试验、探索和冒险。」他就差没说到蔬菜了。

这些预言也许只是无所事事的富人们的闲扯，但是他们已经塑造了公众舆论。通过传播这种关于技术的乌托邦式想象（将社会进步等同于技术进步），他们鼓励人们不去批判性思考，任由硅谷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们驾驭，按照他们的商业利益重新构造社会文化。毕竟，如果「技术主义者」要创造一个「极度丰富」的世界，一个没有工作也没有欲望的世界，他们的利益应该与全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要阻拦他们，甚至哪怕对他们的动机和策略提出质疑，都将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最多只能延迟「不可避免但无比美妙」的未来到来的时间。

「硅谷思路」一直受到来自大学的理论家和智库学院派的认可。从右派的兰德主义者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光谱上的所有知识分子都认为计算机网络是技术大解放。他们认为，虚拟世界提供了一种从强制的社会、公司和政府限制下逃离的途径。虚拟世界能让人们自由地行使他们的意志，无论是创业者在市场内寻找富有的投资人，还是志愿者在市场外从事「社会化生产」。正如哈佛大学法律教授 Yochai Benkler 在他2006年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财富网络（The Wealth of Networks）》中写道的那样：

这种新的自由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作为个人自由的一种维度、作为更好的民主参与平台、作为产生一种更具批判性和自我反思的文化的媒介。另外，在一个信息依赖度越来越高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下，这种新的自由会成为各到各处人类发展、更创新高的机制基础。

他说，把它称作是一场革命，也毫不夸张。

Benkler 跟他的团队的意图是好的，但是他们的前提假设做得不对。他们太看重互联网早期那段历史了，当系统的商业和社会结构都混沌初开时，它吸引的用户是人群当中一小部分特殊的人。Benkler 团队没能看到网络是如何像漏斗一样将人们的能量积聚一个中央控制的、受紧密监视的信息系统，以及这个系统又是为了一小拨公司和它们的拥有者服务的。

这个网络的确创造了许多许多财富，但是都是「亚当斯密式」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不是让广大人民受益。从这个网络中生成的文化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生活和心理，尤以狂热地生产与消费为特点——智能手机已经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媒体机器。它几乎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真正的能力提升，更没有进行什么反思。这是一种提倡「分心」和「依赖」的文化。我并不否认能够轻易地访问一个高效又通用的信息交换系统带来的好处。我反对的是缠绕在这个系统周围的、神神叨叨的东西。以及，我反对「为了提供这些好处，这个系统就必须采取它当前的这种形式」这样的假设。

在他生命的晚期，经济学家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创造了「无罪欺骗」一词。他用它来形容那种「由于迎合了当权者的需求或者观点，所以被作为事实呈现出来」的谎言或者「伪真实」。在重复多次之后，虚构的说法也就变成了通用的常识。「『无罪』在于，大多数传播它的人都对它信以为真。」Galbraith 在1999年这样写道。「『欺骗』在于，它默默地在背地里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计算机网络是解放人类的发动机」这个想法，就是无罪欺骗。

我喜欢新奇的玩意儿。当我还是少年时，我第一次在一台电脑面前坐下——那是一个鼓起的单色显示终端，与一个两吨重的主机处理器相连。我那时候都看傻了。等买得起的个人电脑一出现，我立马入手了。我身边围绕着各种米黄色的方盒子^[4]、软盘和以前被叫做「外围设备」的东西。我发现电脑不仅是多用途的工具，而且也带来了许多的谜题。你花在思考它的运作原理上的时间越多（学习它的语言和逻辑、探究它的极限等等），它就向你展现越多可能性。就像工具最好的那一面，电脑孵化并且鼓励好奇心。尽管闯过不少祸，玩电脑依然很有趣味。

上世纪90年代早期，我第一次打开一个浏览器，目睹网络世界的大门打开。我完全不能自拔——那么广的疆域，那么少的规则。但是不久后投机商人就来了。这些疆域被瓜分，被商业化，而且由于经济价值的上升，被盘剥殆尽。我兴趣依然，但保持警惕。我感到有外部机构通过网络连接溜进了我的电脑。它曾经是受我控制的工具，但如今却渐渐变成了一个受制于别人的媒介。电脑屏幕正在成为（就像所有大众媒体都倾向于成为的）一个环境、一种氛围、一个闭环，或者最坏的，成为一个牢笼。事情似乎已经很清楚了，那些曾经控制单色显示器的人们，如果当时有机会，也会去控制文化。

「计算已经不只是与计算机相关了，」麻省理工学院的 Nicholas Negroponte 在他1995年的畅销书《数字化（Being Digital）》中如是说，「它与生活相关。」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硅谷不仅是在贩卖软件和硬件，它更是在贩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数字版」的传统美国式「技术乌托邦主义」。硅谷人都是物质主义者——不能被测量的东西便没有意义——但是他们又厌恶物质性。在他们眼中，现世中的各种问题，从低效和不平等到病痛和死亡，都源于世界的物质性——缘于那无精打采的、低适应性的、破烂的实体世界。解决问题的万灵药就是虚拟化：用计算机代码重新发明社会，并且带来救赎。他们可以为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伊甸园，但用的不是原子而是比特。所有实体都可以并入他们的网络。我们理应感到感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

我们对于通过虚拟化进行再生的渴望，是苏珊·桑塔格在1977年的《论摄影（On Photography）》里提到的「对于现实的美国式的不耐烦，以及对于通过机器实现的活动的渴望」的最新体现。我们觉得最难忍受的事，永远是这个世界不照着我们的想法出牌。我们探索技术，不仅仅是为了操纵自然，也为了拥有这项技术，把它作为产品打包，这样别人只要通过按下开关、踩下油门或轻触快门就能消费这项技术。我们渴望改造现实，而计算机就是我们目前最好的方式。我们把它看成是个英雄式的事件，看作是一种对待外来暴政的反抗。但是它完全不是那样的。它是一个从不安中孕育而生的项目。在它身后，隐藏着的是这个乱七八糟的原子世界会反抗我们的恐惧。硅谷贩卖并且我们大批买进的不是进步，而是抽离。电脑屏幕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一个经过调解的世界，所有事情都更可被预测被追踪，以及更重要的是，比起实体世界的乱象来说更安全。我们一拥而入虚拟世界，是因为现实向我们提了太多要求。

「你我都活在此刻。」《连线》杂志的那篇题为《我们是网络（We Are the Web）》的封面故事唠唠叨叨地说着2005年秋天目睹互联网的重生是多么令人兴奋。这篇文章令人讨厌，但也带来一些启发。在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坐在我的 Power Mac G5前面，写下了我的回应。周一早上，我把它发到了 Rough Type 上——一篇题为《道德缺失的Web 2.0》的短文。让我吃惊的是（我承认，也是让我高兴的是），读者们像吞噬细胞一样包围了这篇文章。没几天，它已经被数千人读过，并且在后面产生了一长串的评论。

我的论证是这样开始的——我应该叫它什么呢？选择是那么多：数字时代、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计算机时代、链接时代、谷歌时代、图片表情时代、云时代、智能手机时代、数据时代、Facebook 时代、机器人时代、以及「后人类时代」。我们给它加的标签越多，它看起来就越是热火朝天的样子。别的不说，这是一个被品牌经理的才华包装过的时代。我情愿就叫它「现在」。

正是通过我关于「现在」的批判，以及它被数千个博客转载这个事实，这让我得出了自己的启示（虽然它中庸而平凡）。从技术那里，我想得到的不是一个崭新世界。我想从技术那里得到探索世界的工具并享受其中——享受 Gerard Manley Hopkins 曾描述「事物对立、原创、多余、奇怪」的、以厚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我们现在也许都住在硅谷，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像被放逐者那样行动和思考。我们依然可以追求成为 Seamus Heaney 在他的诗作《Exposure》种的那种「内向流浪者（inner émigrés）」。

一只死掉的美洲野牛。一个拿着枪的十亿美金富豪。我猜，这背后象征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很清楚。

[1]:一种副作用之一是做噩梦的安眠药。

[2]:非要翻译成中文的话， 「Rough Type」大致可以叫「毛篇」。

[3]:即 Hudson River School，一场19世纪中期的美国浪漫主义艺术运动。

[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子产品外壳多以米黄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