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自何时起，诗，混迹于小说与散文之间，好像在婆媳关系里当中立国的丈夫，也仿佛《围城》内董斜川“名父之子”的头衔那样，变成了一件尴尬的物事。倘若现在还有读者认为“怎么写诗”算是门学问，端赖的是“诗为六艺一”的千年老本，或是上世纪80年代文艺热潮的余温。大多数人因为看不懂而不喜欢诗，或者见识过梨花体后进而发现看得懂也纯属白看。时至今日，诗人越写越坏，诗迷亦越来越少。这两个现象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
孙康宜的“天才门生”王敖在《读诗的艺术》序言里提到，“读诗的最佳方法，是把它当诗来读”。这好比德国人维特根斯坦的“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除了告诉我们有时候真理和废话长得像对孪生兄弟之外，也说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偈语不是人人皆能参透的。西方对于诗的定义是，使用美学和韵律来对语言的日常意义进行添加与替换的一种文学手法。也就是说，在诗里面，山大于等于山，水大于等于水。换言之就是话里有话，含沙射影，拐着弯儿骂人，以及抒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解释道，“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在他千年之后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也尝指出“每个隐喻都是一首小型的诗歌。”是故各种比喻象征手法之于诗，就像梅花之于腊月，梅西之于巴萨，或者梅毒之于东莞。由兹我们亦可推断，在一个实行网络敏感词屏蔽制的国度，民间诗歌技巧的发展必会受到拔苗助长式的积极影响。
余试举例以说明之——为什么我国房产商很喜欢拿海德格尔的名作标题《人，诗意地栖居》来做广告语？因为买主即将得到的不仅是房子，而且还加之有房债。房债由买房而生却不因买房而止；房债是房子的外延，是房子的丁香一样的忧愁，是房子在生活里无所不在的集中表现形式，是房子墙上那一抹隐形的蚊子血。房子不仅是房债的宣言书，也是房债的宣传队，更是房债的播种机。那些吃着泡面想着未来丈母娘150平米三室两厅要求的忧伤男子们，从某种角度来看，都是正在拿生命进行构思的伟大诗人。
此外，就像房子属于私产，诗歌的写与读亦带有丰富的个人印迹，宛如符号学上的制码和解码，晦涩之际也增加了释义的乐趣。拉伯雷《巨人传》里描述高康大战胜归来后建造修道院，院规是“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此言当大得全体诗人之心。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作诗就约等于放肆而为——诗界亦有“潜规则”存在，其中一忌，便是拾人牙慧鹦鹉学舌。莎士比亚就讽刺道：“我情妇的眼睛一点不像太阳；珊瑚比她的嘴唇还要红得多：雪若算白，她的胸就暗褐无光，发若是铁丝，她头上铁丝婆娑。我见过红白的玫瑰，轻纱一般；她颊上却找不到这样的玫瑰。”所以诗人阶级的主要任务，便是在谈情说爱游山玩水之余殚精竭虑推陈出新。维特根斯坦另有言道“语言的极限就是世界的极限”，因此写诗也算是种“极限运动”。诗人眼里的地球是加大号的，无怪他们往往做些常人看来“出格”的事情。
我国传统上对待诗的态度，则属于粗放型和集约型两极分化式的发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与“书读百遍，其意自现”异曲同工，都充满了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但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之类的指导思想又让诗蒙上一层成功学也似的神秘色彩。然而，无论文化差异有多大，纵观古今中外，就像美军和英军或阿娇与阿Sa，有一样东西经常跟诗双双出现——那就是音乐。不管是《诗经》还是《伊利亚特》或《奥德赛》，都与音乐脱不了干系。二十世纪以降，很多“摇滚诗人”的歌也皆为词曲俱佳的典型代表。然而饶是在这浩如烟海的作品里，要出现 “先有诗集，然后派生出唱片，且两者都很火”这三个过滤条件统统满足的，亦算得上在北京看到蓝天一般的统计学小概率事件。《渴望之书》，就是如此一匹难得一见的华南虎。
莱昂纳德·科恩出生于1934年，作为一个连U2乐队主唱波诺都佩服，一首《哈利路亚》能写出80个版本的传奇人物，他行事风格却相当低调。他的身份包括歌手、诗人、小说家，以及前和尚（法号自闲）。虽然作者是个修禅的犹太人，但这本诗集里面的内容可不都是吃素的。此书部分篇章，若按照美国电影协会分级制度，绝对会被打成R级片（17岁以下需监护人陪同观看）无疑。但就算这样，他还是获得了主流媒体的认可。《纽约时报》的文学评论大牛珍妮特·马斯林，就毫不吝惜地使用“透彻而又朦胧，宏大而又个人，老不正经而又深不见底”这样的排比句来赞美，与她对于同样有不少露骨描写的《1Q84》不依不饶的毒舌吐槽形成鲜明对比。
科恩的诗（很有）特色，大多用词简单明了，却给读者留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渴望之书》里有好些短诗明显地“脱欧入亚”，受到日本佛教的影响，带有一缕“蕉风”。举例来说，这是他的《终于清静了》（如无注明，皆为本人译）：“多么苦/百忧解的药片/在以往的/几百个早晨”；而这是“徘圣”松尾芭蕉著名的《古池》（飞白译）：“古池/一蛙入水/水的音”。两者相较，文本结构和意境上的寂寥是连通的。他的一些作品，比如《最甜蜜的小歌》：“你往哪里走/我就跟着去”和《黄油盘》：“亲爱的，我有一个黄油盘了/是奶牛的形状”甚至都只有区区两行。这长度在英文诗中是保护物种，放到俳句界却毫不稀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书里还附了出自科恩本人之手的有趣小插画，大概是为了让读者更觉得值回票价。以此诗集为灵感而制作的一张唱片，由简约音乐代表人物之一的菲利普·格拉斯耗时六年完成，作为两位大师之间的crossover产物，也颇受人追捧。2012年，《渴望之书》在中国由译文出版社出版，孔亚雷和北岛做的翻译。孔亚雷看得出来还下了功夫，赵老师负责的那几首却仿佛是直接从Google Translate那里复制粘贴来的。诗要翻译得人人都喜欢的确不容易，但是像赵老师那样，连“在我脊椎中/需要你的手/帮我取出/需要你的汁液/在我的猪嘴”这样集外科医生和屠夫感觉于一身，完全颠覆原文的诡异东西都敢秀出来，未免有托大之嫌。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文学，那北岛撞南墙的一天迟早会到来。到时候我们可以总结说，好诗人是坏诗的通行证，好诗是坏诗人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