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这种文体，就仿佛薛定锷的猫一样，同时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属性。要写它最是容易，也最是困难。说游记好写，是由于它不像诗词小说那样有通用的结构和规矩，评判优劣的标准亦是五花八门。它是梁上贴着“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新房，也是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总之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纸上乌托邦。如果走最轻松的捷径来作一篇游记，只要时间地点人物交待清楚，再附加几段余光中总结的那种“甲如此，乙如彼，丙仿佛什么什么似的，而丁呢，又好像这般这般一样”的朱自清式的景物描写，即可宣布大功告成，就此搁笔。
然论其难者，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游记（或称旅行随笔），于书店中上架是要放在non-fiction柜台的。所以就算内容与旅行有关，只要属于虚构，无论是指桑骂槐派的《老残游记》和《在路上》，还是胡思乱想型的《地心游记》或《镜花缘》，通通要被排除在外。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里异国风物跟人物故事混杂，按理也算不及格。不然，你让纳博科夫有大段road trip描写的《洛丽塔》如何是好。
高境界的游记，是一帖十全大补汤，主治因长居城市导致的面色萎黄，肢膝无力和精神倦怠。它不仅要让人从中得到路线日程购物小贴士等“娜拉怎样出走”的信息，还须在文中力陈此处非去不可的种种理由，以及去了以后的万般好处，给“娜拉为何要出走”这样的问题一个解答。若读者被挑逗得足底奇痒胸中发麻仿佛脚气和冠心病同时发作，一边抚卷赞叹“世上果有其地乎？”一边准备查找打折机票的价钱，那就是药效开始出现了。而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则绝少这样的蛊惑魅力，除非你单纯到相信花果山水帘洞真的在江苏，或者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信息方面，做来简单，甚至简直不必做。拜科技所赐，曾号称旅游者圣经的《孤独星球》日渐式微，资讯的获得成本已和国产奶粉的受信任程度一样低。查一查，摇一摇，衣食住行自不必说，连艳遇对象都顺便解决。诸如“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这样的模糊推荐，雅则雅矣，但终归吃力难讨好，不符合投入／产出比最大化的市场原则。现代旅客都仿佛巡航导弹，在GPS的卫星制导下精确命中景区，然后留下轰炸过的痕迹。尽管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提出“我勘察一切，像一个皇帝，谁也不能否认我的权利”，可年假就那几天，谁愿意浪费在瞎转悠上。不过若介绍得太清楚，就容易用力过猛，作得宛如一本地方志。比如罗兰·巴特的遗作《中国旅行笔记》就是反面典型——书中叙述可谓钜细靡遗，但是那些人口众寡、田亩大小和产量多少等细节，除了正在计算征地补偿款的乡镇官员，应该没人会在意。
第二点，通过写字来撩人心弦，这就不算普通手艺了。欲练此功，四两拨千斤的托物言志是起手式。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就写道“以我观物，则物物尽染我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也说过“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美国自身所持有的”这样的话。借佛家的理论，此法乃运用“色受想行识”五蕴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夹叙夹议，夹幻觉夹意淫，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颜色就开染坊，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吃了半碗云吞面便能品出满汉全席，仗着两颗原子弹就要统一朝鲜半岛。但是作者们也要留心，笔走龙蛇之际注意 “莫谈国事”，不然就会跟许知远的《祖国的陌生人》或彼得·海斯勒的三部曲一样，介乎“焦点访谈”与“综艺大观”之间，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报告文学。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文坛转向追求生活化。游记亦随此大流，所以，从微小处着眼也许是不错的视角。但是要尽讲妯娌争风、姑嫂怄气、兄弟夺产、婆媳斗智之类八点档电视剧里的玩意，或者像阿城在《威尼斯日记》里老弄些今天要见谁明天吃什么等日常琐事，是无法让读者上钩的。就如房龙评伦勃朗的石刻画，好的游记要“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最重要的地方”。
于是，我们终于说到了舒国治的《门外汉的京都》。
舒国治，大名鼎鼎，台湾散文家，属于木心所写的那种“带根的流浪人”。这本书，他是希望它像“写给熟朋友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自在”。舒国治的语言如同宝岛特产新竹鱼丸，嚼来颇有些劲头，所以就算是流水帐，也可与众不同：“……这花园站可下车来游。车续西行，南面又有屋顶佳景，则广隆寺也。须臾抵目的地‘嵯峨岚山’。另有一游赏诀窍，车抵岚山，不下车，续往龟冈坐去，中经保津峡，可在车上俯瞰峡谷间的保津川湍流，虽只一瞥，亦惊艳也。抵龟冈，不出站，乘回程车再返岚山可也。”
再来引一段：“雨天，属于寂人。这时候，太多景物都没有人跟你抢了。路，你可以慢慢地走。巷子，长长一条，迎面自行车与你错身。河边，没别的人伫足，显得河水的潺潺声响更清晰，水上仙鹤见只你一人，也视你为知音。碎石子的路面，也因雨水之凝笼，走起来不那么游移了。若雨实在太大，每一脚踩下，会压出一凹小水槽，这时你真希望有一双鱼市场人穿的橡胶套鞋，再加一顶宽大的伞，便何处也皆去得了。”久旱逢甘霖虽为四大幸事之一，但对多数人来说，前提乃是不在旅行中遇到。人在客途，总不会准备得很周全。雨水一来，则狼狈至极倒霉到家。舒国治所言不仅传授了观赏雨景的法门，末了还提供一个器材采购清单。但其实日本关西地区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实在也不是个像东南亚那样的终年多雨之地。何故特意舍“晴方好”而取“雨亦奇”？京都风光举世闻名久矣，若不是靠这场雨，又要怎样把空气青翠、天地静好以及云开雨霁金轮现的清亮佳色，统统酿成旧瓶里的新酒，让你心甘情愿陶醉其中呢。
游记里用词，为求客观，还是选“比较级”为好，不然难免有夸大之嫌。威尼斯人之所以不相信《马可·波罗游记》，窃以为，极可能是因他动辄“此地最富饶”、“最美丽”、“有世上最好的大枣”、“产世上最好的甜瓜”，听来非常像是在搞传销。舒国治似是吸取了马老师的教训，还学了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分门别类，从各处的水、墙、茶、旅馆、稻田、茅舍，到日本人的包袋和鞋子，逐一进行比较。他写塞纳河“很美，但那是西洋的石垣工整之美”，然后笔锋一转，“东方的、比较娇羞的河，或许当是小河，如祇园北缘的白川，及川上伫立的鹤，与那最受人青睐的巽桥，及桥上偶经的艺伎，并同那沿着川边一家又一家觥筹交错、饮宴不休的明灭灯火店家。”从河上谈到河边，从物联想到人，层层推进，自然而然，如一柄折扇，渐渐展开。
虽然马可·波罗的话真假存疑，他的意大利老乡卡尔维诺倒是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借此君之口说“组成这城市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它的空间面积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但如果用古典传奇来描绘本就“遗老范儿”十足的京都，最好之结果，八成也是落入“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巢窠，毕竟舒国治总没法亲自去考证出什么震惊学界的重大课题。可聪明如舒老师者，居然避实就虚，从银幕上发生过的事来下笔，虽然所列几乎均为“共和国同龄人”级别的老片子。“令自己像是置身黑泽明电影《踏虎尾之人》中源义经和弁庆等义士避仇逃难翻山越岭所经的森林路径”，“若与1949年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中所见相对照，则已显甚大不同矣”和“黄昏时的荒疏萧瑟，便有沟口健二电影中的凄凄悲意。譬似说，《西鹤一代女》”，此般例子不胜枚举。接着他再顺水推舟：“事实上，京都根本便是一座电影的大场景，它一直搬演着‘古代’这部电影，这部纪录片。整个城市的人皆为了这部片子在动。为了这部片子，一入夜，大伙把灯光打了起来，故意打得很昏黄，接着，提着食盒在送菜的，在院子前洒水的，穿着和服手摇扇子闲闲地走在桥上的，掀开帘子欠身低头向客人问候的，在在是画面，自古以来的画面。”这样一圈“指鹿为马”的套路使将开来，气息充沛经络顺畅，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让人耳目全新，徒增一甲子对京都的好感。
这书一路读下去，我始终都猜不到下篇舒国治又要从什么样新奇却又有趣的角度，来展示一个不算冷僻的地方。他是个搅局的人，总是要教你无比快活，却又不得安宁。米兰·昆德拉在解释“布拉格精神”时讲过一则故事：
一捷克人去办签证。签证官问：“你要去哪儿？”
“无所谓。”他回答。于是签证官给了他一台地球仪，说：“请挑个地方吧。”
那人看看地球仪，慢慢转着它，问道：“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地球仪？”
我感觉，舒国治，就是这么一个家伙。
